设计师显然比过去20年间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然而却缺乏一些站在前沿进行实质性批评的评论家,和能决定采取哪种立场的一些问题，这也影响到其他的一些政治议程。生活中有很多领域,设计能真正发挥作用,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为什么设计师无端的把自己看得那么重。

“生活中有很多领域,设计能真正发挥作用,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为什么设计师把自己看得那么重。”

设计师中间的这种自觉意识反映了社会越来越非政治化，尽管它也受到其他很多力量的影响，主要有意识形态的结束和个人政治的崛起。大部分人对政治上的表象和真实之间的差距感到很失望，在商业上更广泛，很多人，包括设计师在内更多的在置疑权威，对他们的立场越来越没有信心。现在企业的应对策略就像今年早些时候Lattice 集团的广告运动，一个能源巨鳄英国燃气公司（British Gas）的继承者和皇家艺术学院毕业展的赞助商。“我们必须为我们所有的股东们着想，”它胆怯的宣称，“因此当我们安全而经济的运行时，我们也能够获利。”

社会缺乏变革的时候，也就产生一种疲软的感觉。平面设计师Alex Cameron在文选 《成为设计师》[1] 中很好的表达了这一观点。“设计伦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政治无力的一种反应：设计师被怂恿脱出藩篱和法令。”

进一步的认识设计周围的世界——政治、商业、经济、科学和技术——是件好事情，但是新的设计伦理不能只作表面文章。

在社会上许多关于设计的讨论主题已经成为了焦点，它们都来自于大范围的讨论。在重新发行的《重要的事情先做》（First Things First 2000 ）（原版由英国设计名人Ken Garland在1964年出版[2]）宣言中，“消费主义的运行是没有竞争的”是一个重要的主张，它还敲响了设计师在帮助企业时的作用，只不过是想通过“制造对于无关紧要的东西的需求”来推销给我们更多的产品的警钟。这些关注的反面意思是设计不再被作为有益于社会的目标，这是《重要的事情先做》通过斥责设计师的时间应用于推销多用途运载跑车、上色剂和狗食所表达的一个观点。

更明显的挑战指向广告和品牌，这占领和重制我们的文化，并模糊着公共和隐私的界限的代表。这些理所当然的是NO LOGO 中批判的一点，并且在这次超人文主义大会中被强化了，让老牌设计师们烦恼的Neville Brody说，品牌的对消费者的影响“使他们失去了自尊”。

在宏观层面上来说，环境和可持续性问题，在创造环境友好和阻止浪费的产品上设计应该发挥作用等方面的关注得到了注意。

在设计辩论在社会上受到更广泛的关注的同时，它也采纳了Klein所认同的“很多人说No没有人说Yes”[3]的方法，它正在从本质上变成各种不满情绪的大保护伞。

Theodore Zeldin讽刺在超级人文主义大会上早于他发言的一些人的“快活的抱怨”，尽管他的注释“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没有涉及到在过去抱怨通常是用来表达对社会进步的渴望，不是社会约束，它也会和能对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力量相结合。目标在于促进社会进步的活动也会更加关注政府和国家，这些屈服于企业的论点在盖茨的微软时代并没有比在洛克菲洛的标准石油时期有任何的改进。如果政府更加强硬并且干预，关注不顾英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对反动、监视(管理行为的调查权)、司法委员会(改革刑事审判制度)等诸多问题的企业有什么区别的话。Nike 代理分销记录创造者Wieden & Kennedy公司的创始人之一Dan Wieden在会上指出这个缺失，是否“我们在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科技和我们自己拯救这个世界？”

对讨论的关注的减少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目前做一个反资本主义或者反对全球化的人听起来挺激进的，但是当George Soros 作为一位关键的资本主义批评家的时候，当警察用山羊皮手套处理反资本主义游行示威者的时候，它就失去了它的优势。（热那亚可能例外,但在欧洲任何地方反资本主义者在1930年代,甚至80年代都得到了比他们的经济阶层同名人更多的拳头和枪子。

“任何实质性的社会冲突的目标都很容易招到批评和反对，当设计辩论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的时候，它也成为了一个各种不满情绪的大保护伞。”

观点和实行的脱节意味着，大多数的政治学在规划的时候只不过是做做样子，因为这些思想永远都不会经受现实世界的考验和修正。Neville Brody对着会上的听众痛骂世界的恶魔达45分钟，但是在如何去实行方面他的观点就没有了结果。一个代表评论说，她“早就听过这些”，她大叫到“为什么他不去做些什么呢？”另一个则描述这个讲演为“一串PC预存图像和预存短语”。

如此多的在设计界被称为政治学的，实际是一个策略的讨论，而且更加的令人讨厌。关键的主题-全球变暖、拜金主义、可持续性、平等、选择限制——因为我们的自作主张和自以为是，依然没有通过辩论来澄清，众多的发言人并没有意识到人们可能不同意并认为标准的至理名言，对待质疑者很像中世纪天主教堂对待怀疑上帝存在的人。

实际上，关于全球变暖的争论远没有解决，但是我们讨论的对策只是“我们该怎么办呢？”，而像关于人们与环境的关系这样有趣的讨论则被当作是多余的。对于“引人注目的”环境统计数据的强制性使用和断章取义，只是表明它没有稳固的理论基础，是对科学的模糊理解。（如果是真的，是否有可能讨论如何设计来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震耳欲聋的沉默。）

“实际上，关于全球变暖的争论远没有解决，但是我们讨论的对策只是‘我们该怎么办呢？’对于“引人注目的”环境统计数据的强制性使用和断章取义，只是表明它没有稳固的理论基础，是对科学的模糊理解。”

对待辩论的自以为是的态度扩大到了设计者的最终客户，那些开着四驱车，养着宠物的人（他们不工作，不与世界接触，不具有创造性）。 Brody自豪的宣称他的公司“不为石油公司、烟草公司或者酒类公司服务”，立刻引起了诸如他怎么有权力判断其他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在同一个演讲中，他不断的提到要尊重他人，但是他怎么能做到习惯于他所认为得我们剩下的这些人应该被隔离开的可怕的后果？（他对听众的尊重可以从他决定超出被分配的演讲时间，并减少了本来就有限的讨论时间来做出判断）

Brody的态度类似于1970年代在德国和美国很突出的中产阶级恐怖主义者，他们释放着压力，并在避免对他们所坚定持有的信仰进行讨论的同时进行着探索。就像五角大楼的合作者Michael Bierut在去年春季《ID》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对《重要的事先做》的评论中所说的，“消费资本主义的幻象是非常明显的：人类很少有或者没有评判的能力。他们热衷于Disney, GM, Calvin Klein 和Philip Morris品牌的产品，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或者这些产品有什么内在的价值，而是因为设计傀儡大师利用颜色和样式之类的东西催眠了他们”。[4]

设计者如果要在更广泛的政治活动中产生影响，就要有一个核心的共同利益，然而实际上这共同利益并不存在。作为一个设计者，你并不会像历史潮流对于社会的见解一样具有一致的见解（设计师对于社会的见解互相之间是不同的）。设计师是一个多样的群体，并且单独适应着他们的客户，他们所共有的就是他们的技巧和职业特性。在设计工作中表达超出甚至与客户需求摘要相矛盾的政治见解只能产生糟糕的设计，不管是出于怎样好心的行为。

“作为一个设计者，你并不会像历史潮流对于社会的见解一样具有一致的见解（设计师对于社会的见解互相之间是不同的）”

在一种奇怪的情形下，设计伦理运动过高或者过低估计了设计的力量。它过高估计设计和广告对人们的影响（大多数人解构一个广告比他们的祖父拆开一个福特发动机更有效率），但是只集中在它所传达的信息上，而不是以最好的方式去理解它，它没有认真对待设计行业。Alex Cameron指出在这种对人性的肤浅看法中，“一方面人们是（被认为是）相信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东西的蠢人，另一方面，没有足够的才智确保某人能集中他的技巧和努力到有效的理解这些想法的过程中。”

这不是说设计者不应该像常人一样关心政治，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有效的政治辩论都是一场思想的斗争，而不是策略的。要知道它被理论所加强，被花言巧语地鼓吹，还有前后关系和事实。要意识到虽然我们可能对议题抱有强硬态度，但是情绪并不具有说服力。我们也应该知道作为一个设计者，通过创造现在我们所能做的确实能对世界产生很大作用。

“这不是说设计者不应该像常人一样关心政治，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有效的政治辩论都是一场思想的斗争，而不是策略的。虽然我们可能对议题抱有强硬态度，但是情绪并不具有说服力。”

设计过程中的关键技巧包括能够概念化和估计一个多维度的问题，考虑使用情景，能够横向并有创造性的思考，评价概念以及有效的沟通。因为社会需求变得更加复杂，人们希望能完成更多的事情，更多的人能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源，为了能预见和处理问题和机遇，像设计师似的思考作为一种技能将变得更加重要。

其次，设计具有关于人类力量的概念核心：外界没有任何东西是白给的，我们经历的问题（有时没有意识到）和看到的机遇经常是等待处理的设计挑战。这是社会生活中缺失的一个关键概念，也是设计师宣传的一个有效工具。

再次，要使设计者把他们的技能更有效的用到能真正改变人们生活的产品上，他们应该从政治、商业、社会趋势、经济和技术观点上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世界。设计作为一门学科，本身要面向用户的经验，专门协调产品开发中的各个方面，更广的了解世界会帮助设计师在这个过程中更敏锐的理解各方面的利益。

“要使设计者把他们的技能更有效的用到能真正改变人们生活的产品上，他们应该从政治、商业、社会趋势、经济和技术观点上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世界。”

要做到这些，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用户，不要强加我们的理解、价值观或者偏见给他们，在批判的接受他们所说的同时，要把他们当作要求有效和满意的解决方案的健康个体来对待。就像Malcolm Garrett在这次超级人文主义会议上所陈述的，我们应该“像一个设计师一样的运用我们的才智，那样人们也会运用他们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缺少了对设计、设计过程和客户的讨论。考虑到Richard Seymour关于这些主题的有效沟通的令人敬佩的纪录，这项缺失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不过皇家艺术学院计算机相关设计的新主管Irene McAra-McWilliam，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而Garrett谈到了这些主题中的一部分，并描述了一个模式，这个模式表明技术被创造并推向用户，而用户就是去接受。

为了更有效率我们也要考虑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加强与我们的客户（还有我们的合作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能把一些好的设计考虑应用到客户体验中去，我们保证能让我们的观点得到更认真的对待，最终受益的也是大众。

因为产品、服务和商业变得难以分辨，对设计的一个巨大挑战是把设计的过程与方法运用到对组织的设计上去。这是一个可以对我们这些随时与不断增加的运行不良的企业和组织打交道的人提供无法估量的价值的应用领域。在本次大会的宣传材料中暗示了这个观点，但会上提到这个观点的只有Irene McAra-McWilliam一个演讲人。她指出，创造性的“设计未来的一些技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设计企业的未来。”我们谁也不该忘记，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物理的世界中，对于这个生产产品，提供（而不是消费）服务的物理空间的设计，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将会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