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VI设计

　　自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至191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有近4O年的和平，人民生活在浪漫与幻想之中，那时的设计或多或少的都带有怀旧的色彩，比如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它们力图阻止工业化的出现。一战，让人们产生的恐惧，忧患意识取代了对未来的美好使惧，形成了一个特殊观点：如果机械失控会屠杀人类自身。这是人类第一次对大规模的工业化产生的消极结果做出判断。当时的欧洲正处在一个很不安定的状况下，社会民主思想开始逐渐移人一批清醒的设计师的脑中，他们努力从建筑设计着手改良社会，提出“设计是为大众”的观点，这些人变成了现代设计的核心。德国的设计立场就是受社会工程和社会工作立场影响的，它强调设计怎样为德意志民族例造更好的条件。包豪斯(Bauhaus)的第一任校长、著名的建筑师沃尔特·格罗佩斯(Walter Gropius)曾说：“我的设计要让德国公民的每个家庭都能享受6个小时的日照。”由此可见，他们进行的是“社会工程活动”，即对社会进行工程化的改革。“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的现代设计形式不是对形式考虑的结果，而是解决问题、满足大众基本生活需要的形式的结果，它产生的原因是社会民主思想，目的则是创造廉价的、可以批量生产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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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后，为了追寻包豪斯早期的理想主义、德国建立了乌尔姆设计学院(Hochschule Gestaltung at Ulm)，重申“艺术与科学结合”的主张。这所学院最大的员献是VI设计和设计院校同企业挂钩。可以说，从德国开始现代设计以来．第一次有可能把理想的功能主义完令在工业生产上体现出来。乌尔姆的教育体系对了战后的设计教育起了引导作用，创造了模式，奠定了基础。

　　因为德国设计师更多考虑的是设计和人的物理关系(如尺寸、模数的合理性等)，所以德国的设计是冷静的、高度理性的，甚至是不尽人情的，以致有时缺乏对设计和人的心理关系的考虑。北欧的现代设计却十分注意这—关系，它的地理位置是决定因素。斯堪的那纳维亚国家所处的纬度偏高．冬天的日照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人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室内活动，使得人和室内陈设的关系极为密切，这就要求设计必须注意人的心理感受。建筑大师阿尔瓦·阿图(Alvar Aalto)等人提出要走德国人的理性主义道路，而不用德国人的简单的几何外形。他们的设计采用某些有机形态(如弯曲线)和原始材料(如木材)，被称为“有机功能主义”。南欧的设计，意大利最为突出。意大利人把设计当作一种文化来看待，不单纯把它看为赚钱的工具，于是小批量和高品位成了意大利设计的优势，这体现在那些别具一格的家具、汽车、鞋等设计上。

　　美国的VI设计体系与欧洲设计体系是泾渭分明的。欧洲的设计先由理念切入，然后有明确的设计目标。美国则是做完设计之后才加以总结，与欧洲弥漫着社会民主气息的设计完全不同。美国的设计起源于商业，加之没有社会意识形态为依据，曾经一度跟着市场走。美国虽然缺乏社会思辨，却是非常注重实用并且十分强大的经济动物，它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兼收并蓄、容纳各种积极因素，令自己的设计很快就取得了领先的地位。1933年，包豪斯关闭之后，包括格罗佩斯、汉斯·迈耶(Hannes Meyers)、米斯·凡·德洛(Mies Vander Rohe)在内的5OO多人移居美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的到来使以往没有理论基础的美国设计有了主心骨——设计的伦理、思想意识、教学体系。这些都为美国设计的飞跃埋下了伏笔。在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的社会环境中，包豪斯主张的为大众设计的观念被湮没了。但美国提供的广袤土地和强大的经济支持再次燃起了建筑师们的热情，一座座建筑拔地而起，国际主义风格诞生了，它是美国的商潮同德国的理念结合的产物。这种风格逐渐波及世界各地，产生了广泛影响。

　　北欧人认为设计是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美国人以之为赚钱的工具，日本人则认为设计是民族生存的手段。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出口电器便成了它的重要经济来源。此时，设计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以致日本设计受到政府的关注。日本的设计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以其特有的民族性格使自己的设计变得十分强大。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学生，他们能对国外有益的知识进行广泛的学习，并融汇贯通，最终成为己用。同时，日本民族的团体精神很强，使企业内部的力量比较容易得以完全集中。日本的传统中有两个因素使它的设计没走弯路：一个是少而精的简约风格，另一个是在生活中他们形成了以榻榻米为标准的模数体系，这令他们很快就接受了从德国引入的模数概念。空间狭小使日本民族喜爱小型化、标准化、多功能化的产品，这恰恰符合国际市场的需求，导致出现日本的电器产品引导世界潮流、横扫世界市场的态势。